一《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揭起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一面旗帜，是一篇少有的极其精炼又极其成功的作品。它的特点是高度的浓缩性，即把深广的社会现实内容浓缩在很短的、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里。它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范本之一，具有很高的典范意义，我们从中可以汲取一种在其他小说中不这容易得到的美学营养和创作营养。

《孔乙己》产生之后，直接和间接分析这篇作品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孔乙己》作品本身的字数数十倍、上百倍，但是，今天，我们读《孔乙己》仍然可以咀嚼出新的意味，甚至可以发现它更深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而不至于落入老生常谈。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只有高度浓缩的真正优秀的短篇，才经得住这么多人的分析、研究、推敲。

《孔乙己》，如果用美术领域里的东西来打比方，它就象工艺美术中精细的象牙雕刻，在一个很小的象牙上，雕刻出一个世界，展示出一个社会，让人们越琢磨越有意味。通过有限的形象使人领悟到形象之外广阔深远的社会内容，正是艺术的一种特殊性能。

《孔乙己》发表后，在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文学中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一直得到高度的评价。例如，巴金说过，鲁迅先生的短篇集《呐喊》和《仿徨》以及他翻译的好短篇小说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又说：“他那篇《孔乙己》写得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日本的增田涉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孔乙己》、《阿 Q正传》和《铸剑》是鲁迅三篇最优秀的小说。他特别推崇《孔乙己》，说它是“鲁迅最完美的艺术作品”。(《鲁迅的印象》)

二

《孔乙己》的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深刻的。它通过一个被旧时代所抛弃、所吞没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暴露惨无人道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权利的罪恶，显示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这篇文章写于1918年冬天。这时鲁迅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即发现中国民族乃是食人的民族，中国的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乃是在仁义道德的掩盖下吃人的历史。鲁迅揭示：中国人从来没有做人的资格，只是经历了两个非人的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做不得的时代，即做牛马的时候。因此，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第一步是应当争得做人的资格，推倒吃人的筵席。“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有很大的部分都是表现这个主题。《孔乙己》也是表现这个主题。如果说《狂人日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象征手法从宏观的角度表现中国人民被吃的历史，那么，《孔乙己》则是从微观的角度表现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失去人的尊严与资格，被社会所吃的惨象。

孔乙己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人们可以随便凌辱他，嘲弄他，在社会上是一个贫贱而悲惨的“多余人”。鲁迅描写道：“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孔乙己在社会中是多余的，他没有一点地位。

社会给他带上累累的创伤，他一上场就是带着伤痕的：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上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

这种伤疤是有象征意义的，它大于肉体上的伤痕，而包括着心灵的伤痕，看不见的伤痕。社会不仅公开污辱他，损害他，而且用封建的思想意识和科举制度毒害他，麻醉他，使他完全麻木、盲目地挣扎一辈子，被别人践踏也自我践踏了一辈子。

他最后不仅满身伤痕，而且打折了腿，用手走路(走到酒店已满手是泥)。他已从人变成了猪狗牛马似的四脚动物，丧失了人与动物 的最后一点自然区别，丧失了人的最后一点资格，总之，从人异化成非人。

他死了，死得静悄悄，一点也没有惊动社会，他的死，就象树上无声地飘下一片落叶，谁也没有注意他。没有人同情他，怀念他，只有酒店还记得他，这是因为酒店年终结帐时还记得他欠下的十九文钱，如果不是这十九文钱，孔乙己大约要被遗忘得更加干净。他的生命价值，是连十九文钱都不如的。

严酷的封建社会把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吃得干干净净，把一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剥夺得干干净净。丧失人的资格，作为被吃的材料，这是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通过孔乙己的命运对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血泪的控诉，这正是《孔乙己》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三

《孔乙己》对社会的批判不仅是很深刻的，而且带有很大的美学力量。就其美学性质来说，《孔乙己》是一个平常性的社会悲剧，带喜剧性的社会悲剧。在英雄悲剧与平常悲剧中，鲁迅特别注重，也特别善于创造 平常悲剧。鲁迅说：“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几乎无事的悲剧》)平常悲剧，由于他的对象是最大量的几乎无事的社会现象，因此，它也最容易被忽略、被遗忘、被淹没，这样，发现对象的典型悲剧意义，也就更难。真正的艺术大师，就是善于在几乎无事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不寻常的社会本质意义。象孔乙己的追求、创伤、死亡，都是极其平常的，几乎无事的，但是，鲁迅却在这种极平常的形象中揭示一种可怕的：他们处在一个并非人间的地狱中，正在一步步地被社会所吞没，到处都有这样悲惨的存在，但许多人却把这种存在看成是合理的，而鲁迅以自己的小说惊醒人们：这种社会存在是一种不合理的罪恶，是一种被吃的悲剧。

但《孔乙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悲剧，而是一个喜剧性的社会悲剧。可悲与可笑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融为一体，泪和笑在作品中同时存在，笑使泪更加浓烈，喜剧因素强化了悲剧程度，加强了悲剧的社会批判力量。

小说中多次出现了笑声，而孔乙己本身就是一个喜剧性的悲剧人物。这种喜剧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孔乙己的自身。他是矛盾的，是一个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长衫是士族的标志，他早已被上层士族所践踏所害，却一心想爬上士族的行列，但是，社会总是把他的追求粉碎，把他从士族的行列中推开，让他和最底层的人群站在一起。他早已贫穷到连十几文酒钱也付不起，但还是要保持士族的架式;他早就被社会所遗弃，而自己却完全未意识到被遗弃的地位。总之，他已经被社会所异化，变成了读书人的异已物，甚至是社会人的异已物，而自己却未能意识到这种异化，仍以一个读书人自居，硬撑住士族话的的架子，这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生活的现象同生的实质和使常发生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产生了喜剧效果，同时也产生更强烈的悲剧效果：他被麻痹得实在太深 了，他从灵与肉快被社会吮吸干了，但他还很盲目可笑，这是一个悲惨的小人物，没有起码的清醒和能力来认识自己处于悲惨世界之中的可笑，是令人伤心落泪的可笑!

另一种喜剧性因素是来自别人对他的哄笑。这是一连串的笑，笑他的伤疤，笑他的窃书，笑他的落第，笑他的挨打，甚至笑他的死。而在这种笑里，却包藏着最悲惨、最深刻的悲剧内容。在一个国度里，一些同胞(而且是善良的同胞)在地狱边上挣扎，在惨苦的世界中被吃，另一些同胞还在取“笑”，这种笑里是包含着怎样的麻木、怎样的无知和荒唐呢?一个民族的伤痕是可悲的，但是当这个民族已无力治疗这种伤痕，甚至还围观、欣赏这种伤痕，那才更加可悲。鲁迅在批判专制制度下的奴隶性时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 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这种拿自己同胞的苦做赏玩的奴才性，是专制的结果，是一个民族最令人伤心的悲剧。鲁迅描写闲人们的哄笑，甚至是对着孔乙己的痛苦之处和善良之处哄笑，这就写出了中国社会最值得悲哀之处。《孔乙己》的悲剧性和与此相应的社会批判力量，由于描述这些浅薄与荒唐的笑声而得到有力的强化。有心的读者，开始会感到可笑，过后则感到深深的优伤。用喜剧因素强化悲剧深度，这是鲁迅的小说且表现出来的一种重要的美学风格。

《孔乙己》的悲剧深度，还因为鲁迅设置的一个重要情节而得到强化，这就是打折孔乙己的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士族出身的丁举人。孔乙己梦寐以求的也是要使自己变成这样的人。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孔乙己不是走向悲惨的末路，而是走上丁举人那种飞黄腾达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不是在社会上落入奴隶的地位，而是爬上主子的地位，那么，他一定也会象丁举人那样，决不放掉老爷的架式，而且大约也会把残暴加到悲苦无告的人小物和其他奴隶们身上，他大约也会制造吃人的悲剧。这样，小说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孔乙己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孔乙己即使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社会还是没有出路，社会唯一的出路，是打掉吃人的筵席，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孔乙己》的悲剧深度在这里就挺进到更深的层次。

四

《孔乙己》的艺术技巧是很不高明的。

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读〈呐喊〉》)

《孔乙己》也是一种新形式，它与《狂人日记》的日记体、《故乡》的自述体和《阿Q正传》的传记体都不同。它是以站在柜台旁边的一个小伙计的所见所闻为艺术布局出发点的叙述体小说。

上文已经说过，《孔乙己》的特点是以很短小的篇幅反映很深广的社会内容，塑造栩栩如生的性格，展开深刻的社会批判。

篇幅短，又要求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这里往往发生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而艺术技巧也总是在克服这种矛盾中表现出来。

《孔乙己》所以能够短小而深广，除了语言本身的精炼，人物对话的个性化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不到3000字的篇幅能够具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容量和美学容量，仅仅靠语言的锤炼功夫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作者有高明的写作技巧。高尔基曾说：“写作训练两种：一是剥树的内皮，二是用树皮编东西。剥树的内皮，指是的积累材料，善于观察，听闻，善于体会一切人(清廉正直的人和作恶多端的人)的心情，善于从好人身上寻找坏的东西，从坏人身上寻找好的东西，即人所固有的属性。用树皮编东西，指的是安排材料，使任何细节都能各守其位，恰到好处，没有一丝多余的感觉，一切都要使读者的眼、耳、鼻、舌感同身受。”(《致雅可甫列夫的信》)

《孔乙己》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手段。

首先，在“编树皮”(编排材料)上，即在艺术布局上，《孔乙己》是很精巧的，从美学角度上说，是作者选取了一个最好的审美观察点。它以站在咸亨酒店柜台旁边的一个小伙计的所见所闻为艺术布局的中心，以他的眼睛作为审视孔乙己及其周围社会的观察点。这样，作者就可以选取在小伙计目击范围内的材料，详其所见，略其所闻见到的其它繁琐场面，只留下柜台前几个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小镜头，使作品显得紧凑，精粹。选材的精当，首先是靠艺术构思的得当。《孔乙己》能够短而精，正是得益于艺术布局。

选取小伙计的所见所闻为艺术布局的出发点，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小伙计虽然也取笑孔乙己，但也有对孔乙己同情的一面，因此由他来讲述故事，最能表现悲喜剧交织的气氛。如果《孔乙己》的第一人称“我”，不是小伙计，而是作者自己，那么小说的气氛可能就会显得过于沉重，因为作者对孔乙己的遭遇痛切太深。而且，也很难表现酒店里那些生动的细节和真实情景，因为读者必定要怀疑作者为什么老是到酒店里去。如果作品中的“我”，不是小伙计和作者，而是酒店掌柜，那就更难有喜剧气氛，也更难写出悲剧气氛。因为，他对孔乙己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他必定要渲染那些不该渲染的场面，例如酒店背后孔乙己被污辱的场面等。如果小说是孔乙己的自述体，那也很难具备悲喜剧性质，那也许只能有一些肤浅的哀叹。总之，鲁迅选取了一个最好的艺术布局的中心，这也正是鲁迅艺术匠心的所在。

《孔乙己》的艺术技巧还表现在“剥树皮”方面，即开挖之深的方面。这种深，主要是指揭示人物形象灵魂的深。

鲁迅很注意显示灵魂的深，他称赞陀思妥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就因为他显示了灵魂的深。鲁迅说：“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穷人〉小引》)鲁迅还说，陀思妥夫斯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这正是高尔基所说的“剥树皮”而剥到树的深层。鲁迅自身的创作，也非常注意显示灵魂的深，《孔乙己》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

孔乙己作为喜剧性的悲剧人物，他的性格不是单一的，他既有迂腐和卑琐的一面，也有善良与正直的一面，在鲁迅笔下，孔乙己身上表现出许多“无价值”的东西，但是，鲁迅在为他布置的精神苦刑中，也拷问出他们的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来。如孔乙己，鲁迅把他拉出来，让人们拷问他的“偷窃”，但又在这种拷问出他的正直与诚实，鲁迅描写道：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鲁迅这里间接地又写出他偷书的“罪过”，然而也写出他的诚实：他变得“脸红”，在辩白中实际上又老实地承认自己的“窃书”，这不正是“不清白”中的“清白”吗?

由于鲁迅显示出孔乙己灵魂深处的东西，拷问出孔乙己迂腐丑恶掩盖下的洁白与善良来，因此，小说对社会的批判也深化了。读者终于可以认识到：象孔乙己这种悲苦无告的下层知识分子，他的灵魂深处本来是诚实与洁白的，偷窃并不是他的本性，但是，社会把他剥夺得一干二净，逼得他走上偷窃的路，走上不诚实的深渊，孔乙己在那种不正常的社会中不得不逆转自己灵魂的方向，演出灵魂的悲剧。因此，读者便可得出结论，孔乙己的悲剧之源，固然有他自身的主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黑暗社会逼出来的。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孔乙己悲剧的真正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