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绘本——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文本资源

　　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特别门类——绘本，迟迟未能进入语文教材、语文教育的视野，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中国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认识绘本的。而在此之前，在发达国家，绘本早已成为一个十分发达的门类。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一年一度的国际童书书展上，有两面又高又长的大墙，上面用胶水、图钉或胶条粘满、钉满了无数插画家的联系方式以及他们作品的样品。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就像当年守在北京街头的木匠、泥瓦匠在找活干一般，在寻找愿意给活干的出版商。看到这两大面墙，我们就能切身感受到在全世界范围内绘本的产业链是多么惊人!所谓的国际童书展，让我们看到的百分之八十多的图书，其实都是绘本（图画书）。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省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环节，这便是对绘本的阅读。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会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消耗掉上百本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书。这些书，是大善、大美、大智慧之书。国外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人，许多人都与绘本有关。近来，我到处都在宣扬一个观点：天下的书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的底子的书，一种是打完精神底子之后再读的书。而绘本就是那种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书。如果说儿童文学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那么，儿童文学中的一支——绘本，则是最能体现这一宗旨并最能使这一宗旨得以实现的文学文本形式。一个看似短小的故事，可以在很短暂的时间内，能教给孩子准确而坚实的道义观，能使孩子的审美产生飞跃性的升华，能使孩子的情感世界进行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洗礼。

　　绘本有多重？从孩子的成长而言，《战争与和平》有多重，它就有多重。

　　绘本还是孩子的启蒙哲学。它所涉及的问题常常是萨特的、加缪的、卡夫卡的、海德格尔的——关于存在，关于天地人间，关于命运，关于时间和空间，关于苦难，关于爱、恨、善、美与死亡……我曾给绘本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离哲学最近的一个门类，便是绘本。它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的问题，是一些形而上——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如此形而上的问题，在未有绘本之前，我们若要一个孩子心领神会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绘本，它传达的居然就是海德格尔式的问题，而孩子在看绘本接受和理解这些问题时，却变得轻而易举。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项伟大发明。

　　西方的孩子们，看着这些绘本长大了。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当西方的经典绘本进入中国后，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足以接受如此昂贵的奢侈品，而在很长的时间内，使它无法得以广泛的流传。它的价格是一本普通书的几倍，而对它的阅读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普罗大众只能望而却步。即使经济方面有力量购买，又会因为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而使它束之高阁。中国人对商品的要求是结实耐用。

　　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绘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事实上已经到了。成千上万的绘本馆，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出现。作为语文课的一种，绘本教学正普遍兴起。语文老师们对绘本的热衷，正蔚然成风。

　　那么，语文教材的编写、语文教育，是不是也应该将绘本看成是很重要的文本资源呢？何不将它当作一种崭新的文本资源呢？

　　由于绘本制作的成本极高，它对文字文本的要求也极高。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巴掌童话。它就是那样一种形式：文字简略，但构思却绝对精巧、精致、精美。那些被我们口口相传的图画书，令我们叫绝，就是因为它绝妙的构思。它是一个点子，这个点子是金点子，这个点子体现着人类的想象力，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几乎每一本这样的绘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遍记住，永生不忘。这些故事结构单纯，但这种单纯恰恰是我们难以抵抗的境界。单纯的背后，是书写者的思想、知识、美学与哲学等的综合力量。区区数言背后的功夫，却绝非一日养就的。一本绘本的文字本，是知识和经验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短暂而华丽的爆发。

　　一切都在表明：绘本的文字本是为语文教育准备下的优质资源。而我们没有理由不注视它。

　　二、作为语文文本的儿童文学如何解读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你解读的是一篇文学作品，而并非一份社会档案或世情报告。

　　不将一篇文学作品当文学作品来解读，这在中国的语文课堂上，已成司空见惯的常态。讲者俨然一副社会学者的姿态，大讲特讲这篇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牵涉的概念是阶级、底层、民族、战争、人类、爱国主义、人与自然、生存法则、贫穷、仁爱，等等。一篇契诃夫的《凡卡》，只解读成一篇批判沙皇俄国的控诉状。如果凡卡在皮匠店里学徒的苦难经历不是由凡卡在信中向爷爷倾诉出来，而改为由作者本人直接叙述出来，请问还有无一篇叫《凡卡》的经典短篇小说？《凡卡》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凡卡将信投入信箱，而那是一封永远也不能到达的信，因为这封信的信封上没有爷爷的地址。这个细节至关重要，是这篇经典短篇的“眼”。若从文本出发，应当有这样的话题：如果《凡卡》中没有这样一个细节，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一篇叫《凡卡》的经典短篇小说？所有这些隶属于文学、隶属于语文的问题，在成百上千的语文课堂上反而不被提问。强烈的、不可克制的人文欲望，压倒了我们对文学的鉴赏，压倒了我们关于语文的动机。一堂慷慨陈词、思想澎湃的人文课，不知不觉之中取代了一堂语文课。文学呢？艺术呢？不见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强调人文性与工具性的高度统一，也许是理性的回归。

　　语文老师解读一篇文学作品，应以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姿态出现，并以这一姿态去影响学生，使他们也能在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时呈现出一副欣赏姿态，成为一个有情趣的文学欣赏者。

　　其次，在解读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时，可不必刻意关注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的特殊性。儿童文学除了要考虑阅读对象的认知能力而掌握适切的深浅度之外，属于它自身特有的东西并没有——它也是文学，就文学性而言，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并无不同。其实，我们就将它们当文学——而不是儿童文学——欣赏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同一篇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课的解读与作为语文课的解读，应当有所区别。前者可以从纯粹艺术角度去解读，而后者的解读应由始至终带着“语文意识”。前者可以只谈细节、主题、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写作技巧之类的论题，而后者虽然也可以谈论这些文学话题，但还应当谈论包括遣词造句、比喻、烘托、炼字、起承转合之类的语文话题。其中，语言文字必定是最重要的话题。它思考的是：如何在通过对这篇作品的解读而使学生懂得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隶属于语文范畴的话题，培养学生的语感、叙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语言产出，显然是语文课（无论解读何种文体）的重要目的。

　　我们读洪宗礼先生讲《孔乙己》的教学案例，便可看到他在两者的结合方面的平衡与完美。他一直在带领学生欣赏作为文学作品的《孔乙己》，但，他也一直在带领他们学习一篇语文文本。他既在意一些较大的话题——社会、人生之类，也在意——甚至更在意一些较小的话题——字、词、句之类。《孔乙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孔乙己对柜里说，“‘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这句话中，一“排”字很有味道，很有说道。他体现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作为文学欣赏，这一“排”字可讲也可不讲，因为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它有的是其他论题：中国小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人物的命运，等等。但作为语文课，这一“排”字似乎就不应放过，这在文学欣赏里也许不是大问题的问题，在语文教学这里却是不可忽略的大问题。为了让学生最准确地领会这一“排”字的妙处，他启发学生全身心地体会“排”这一动作。课堂上，有一学生掏出几枚硬币，根据他对“排”这一动作的理解，演示了孔乙己的动作。经过一番讨论、辨析，洪宗礼先生顺其自然地将学生们带到对这一动作最准确的把握上。然后，他深读这一“排”字背后的丰富含义：它意味着孔乙己的经济地位与能力，他很贫穷——贫穷到寒酸，他不可能作出一掷千金的派头，他只能算好了一个一个的钱去花;他又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有小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必要的体面;他因为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所以，也不可能与同样是贫者的普通劳动阶级一般，他不能粗野，他的动作应当是文雅的、精致的——“排”出几文大钱。这便是修辞教学，是语文课。如此语文课，倒可能又是更地道的文学课。对“排”一字的细读、细察、细究，其实也提供了《孔乙己》为什么会成为文学经典的切实理由。

　　三、儿童文学并非语文教育的唯一选择

　　儿童是否应该阅读儿童文学？从逻辑上说，“让儿童只阅读特地为他们创作的儿童文学”这样一个判断是成立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偏颇的，甚至是极端的荒谬的主张。我们见到了这样的民间语文读本，它的全部文本就是清一色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民间语文读本，作如此尝试，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不可由此推导出一个有失偏颇的判断：语文教材就应当照此思路编排。不少儿童文学作家有感于从前的语文教材在选择文本时对儿童文学并不特别重视，而发出呼吁，甚至向有关部门上书，表达他们的诉求，这是正当的。但要防止语文教材、语文教育将儿童文学推至不适当的位置。事实上，广义的语文教育——即课堂外的各种形式的语文教育，所使用的文本基本上都是儿童文学。一个观念已经在教师、家长的大脑中形成：儿童只应该读儿童文学。我去学校作讲座，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求助于我，让我给他们开列一张儿童文学的作品书目。在他们看来，这是孩子阅读的全部。我便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儿童不可只读儿童文学;而且，儿童不可只读文学;儿童可以读一切他们可以读的书。他们听到如此说法，有的呈现出一番醒悟的神态，有的则是一脸的困惑。为了刺激他们思考，我还不无极端地对他们说：儿童甚至可以不读儿童文学，儿童为什么就一定要读儿童文学呢？他们就越发显得困惑了。我望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想呀，曹雪芹时代有什么儿童文学供他阅读？没有，可曹雪芹的成长也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儿童文学可看而受影响呀!好好的，还为我们写下了一部辉煌的《红楼梦》。还有鲁迅，他倒是与儿童文学有关，他与俄国儿童文学作家爱罗先珂有很密切的关系，可别忘了，他的童年时代，却是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儿童文学的，可鲁迅不也成为了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了吗？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格缺陷——不仅没有，还被我们誉为“人格高尚”。

　　我知道我的这番言辞不免有点荒谬。曹雪芹和鲁迅的时代是没有儿童文学，那是没办法的事。可是现在有了，有了总比没有要好。你怎么能证明曹雪芹、鲁迅们若在他们的童年享受安徒生式的童话，能享受《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不比他们没有享受这一切儿童文学作品会更好一些呢？我之所以如此去说那样的话，其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思考一个问题：儿童若将儿童文学作为唯一的阅读文本是否是合适的？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呢？

　　如我上面所说，现在各种形式的课堂外的语文教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儿童文学——只是清一色的儿童文学阅读教学。我以为，这个格局是有缺陷的——至少显得太单调了一些。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门类的阅读教学可以尝试——比如儿童哲学教育。我一直以为，在“语文课”的名义之下，应开设儿童哲学课。这一课程在西方的中小学，是一门很普遍的课程，有各种各样的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的一本西方哲学教材，就是用于中学生的。开一门“古文观止”的课，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就是带领学生慢慢地读“古文观止”——若坚持读下来，学生的语文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大概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从前，在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材出现之前，它就是教材——说是语文教材，也未尝不可。

　　对儿童文学在语文教育中的位置的极端化强调，是值得我们质疑的。我们要认识到它作为小学语文教育（教材）中突出地位之合理性、合法性，但也须有个度，不宜无节制地加以推崇。它毕竟在审美、知识诸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孩子需要更为广阔的知识面，文学都不是唯一的，更何况还是文学中的一种儿童文学呢？还有，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孩子需要长大，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童年，停留在所谓的童真、童趣之中。必须有超越童真、童趣之境界的另样境界召唤他们化蛹为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