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首先是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的教学，要做好这一点，语文教师对一些宏观性、观念性的语言文字问题应该有正确认识，否则势必会影响基础知识的教学，影响学生当时甚至以后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如，对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文言与白话之间、繁体字与简化字之间的关系，很多教师往往过于看重和讲解其中的差异，而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联系。本文打算简要谈谈在语文教学中应如何结合具体知识点，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知晓普通话与方言共存并用，白话与文言一脉相承，简化字与繁体字主体一致、职能无别等几种关系。
一、普通话与方言共存并用
近些年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个别地方甚至由此引发社会事件，比如2019年6、7月间发生在广州的普通话与粤方言之争，在网民和新闻媒体中引发了一场所谓“废粤存普”的语言风波，“粤语沦陷”“粤语文化垂危”等危言耸听的口号喧嚣一时。虽然后来澄清了事实，风波平息，但给大众带来的误解和负面影响很大。在争论过程中，一些言论显示了持论者对我国通用语和方言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
推广普通话于1982年就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指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这些法律规定已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也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尤其在当前信息化、城镇化、人口大流动的形势下，要更好地贯彻语言文字法，努力使所取得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然而，以上所述宪法、语言文字法和涉及语言文字问题的其他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将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这一点早在1958年周总理所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就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这段话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推广普通话的目的，非常准确通俗地阐释了普通话与方言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互相对立的、以此代彼的关系而是共存互补、相互渗透的关系，虽然是来自最高行政机关最权威的声音，但语气平和、句式平易。近些年来，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在进行“推普”工作的同时也一再强调“推普”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为了减少交流障碍、提高交际效率，方言有它特定的使用场合和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独有功能。
然而近些年来，个别地方和学校在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上并不妥当，以为推普就不能甚至禁止说方言，这些不正确或较为偏颇的认识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另外，一些人对这方面政策要么毫不关注、要么置若罔闻或者有意回避，总是挑选只言片语进行断章取义和哗众取宠的解读，将因社会发展而不可避免出现的某些现象——比如将人口的大流动自然导致方言使用机会的减少带来部分方言的式微，归咎于推普工作，引起大众和媒体对推普以及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误解。试想，若不是几十年来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当前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如此频繁、同一单位人员所来自的地域如此广泛、多达上亿的全国各地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务工，他们之间若用各自方言会给交流带来多大障碍？相当多的异地务工人员可能从没进行过正规的普通话培训，但他们的工作用语以及与非同乡人的交流都自发向普通话靠拢，而几乎人人都有的手机也让拼音输入法得到广泛的自觉应用，这表明当前和今后，学普通话用普通话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极大地增强。
语言发展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表现在语言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如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中，词汇发展变化最快，语音次之，语法最慢），也表现在不同地域之间。汉语各种方言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就是这种不平衡性导致的。很多方言保留了古语法、古词汇和古音（参阅王宁《汉语语言学与语文教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比如语音方面，很多形声字的声符依据普通话读音已经不能准确表音，但若按照某些方言读音，则声符表音的准确性可能大大提高；一些本应该押韵的古诗词用方言读可能会更上口。因此，在坚持课堂上用普通话教学的同时，可以适当将方言和普通话沟通起来，教学中虽然不必过多讲解二者的学术理论知识，但结合具体字词句适度地讲清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对应与演变关系，这对课文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语言学知识的普及都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李如龙先生从儿童语言习得的角度提出要重视方言对儿童入学后学习普通话和白话文的作用。他说：“历来的语文教育都对于方言采取‘隔离’政策，明明学龄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方言已经先入为主了，教普通话、白话文时总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对于方言与共同语相抵触的成分不加比较，不加克服，把从小学到的方言和共同语可以相通相容的部分也抛弃了。这种‘先清理地基再盖新楼’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学龄儿童实际上已经具备相当多的母语知识和能力，根据现代应用语言学的研究，10岁以前的儿童就已经获得终身的母语能力的70%了。把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割裂开来的做法是违背人类获得语言的客观规律的。”（《文言？白话？普通话？方言》，载《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4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语言生活已从单言单语过渡到双言双语或多言多语，这既是社会发展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为满足个人需求、参与社会事务而必备的语言能力。每个汉族公民不但要掌握自己的方言，还要掌握普通话和一门外语。每个少数民族公民要掌握自己的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即普通话）和一门外语（参阅李宇明《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因此，在个人的语言能力层面，普通话与方言都应该掌握，同时在国家的政策层面，二者也是相容和互补的。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句话分别从应用角度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角度阐明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也再次澄清了长期以来很多人所认为的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是对立关系的错误认识。
二、白话与文言一脉相承
文言文教学是向中小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但由于古今语言的差异，文言文教学也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难点，自然也是不少学生的畏难之处。近些年社会上关于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加强中小学生的文言文教学，也出现了多种观点，有人提倡“儿童读经”，强化文言文和传统文化教学，以致对高考中出现的个别文言文作文大加赞赏。也有人抵制“读经”，甚至主张远离文言文。在文言文和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关系上，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对中小学语文教学都有害无益（参阅王宁先生发表于《语文建设》2004年12期的《文言与白话》）。
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演变。虽然短时间来看，这种发展很缓慢甚至可能毫无觉察，但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分别选取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现代各时间段的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其间的差别则非常明显（当然，古代任何时期的口语面貌都无从得知，只能以能够大致反映当时语言状况的书面文献为依据）。然而这种变化始终是“量变”，前后一体、一脉相承，如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所呈现的不同面貌。正像吕叔湘先生所说：“古代汉语渐渐变成近代汉语，近代汉语渐渐变成现代汉语，而古代通用的书面语却一直沿袭应用，词汇方面多少有些发展，语法则基本上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古汉语语法。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一脉相承，文言和白话自然有很多共同的成分。白话取代了文言的地位作为通用的书面语以后，又直接从文言里吸收了一些词语，又时常借用一些词语（加引号或不加引号）。白话和文言的关系千丝万缕割不断”（《语文散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若能结合具体字词适当讲解文言文的词义、语音、语法与现代汉语相应知识的关系，则不但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文言文，也十分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运用现代汉语。下文试以词义、名词作状语为例稍作说明（以下两段参阅王宁先生《文言与白话》《汉语语言学与语文教学》二文）。
词义大概是一般人感觉到的白话与文言之间差异最明显的部分，其中的延续性虽然随处可见，却往往被忽略了。文言文中不少单音词的词义，现代汉语已不再单独使用，似乎已经消亡，教学时老师一般让学生死记硬背，但效果常常不佳。其实，如果从历时的角度来看，那些似乎只出现于文言文中的词义相当多都保留在现代汉语双音词或多音词的词素中。如“汤”在文言中指热水，在今天还很常用的“固若金汤”“金城汤池”“赴汤蹈火”“扬汤止沸”等成语中还保留着古代词义；“兵”古代一般指物（兵器，是其本义），现代一般指人（士兵），但“弃甲曳兵”“短兵相接”“厉兵秣马”“兵工厂”等成语和词语中，仍然延续其古代常用义；“失”在现代汉语里有“丢掉”的意思，但现代汉语里还有一组用“失”构成的双音词与“丢掉”没有关系，例如“失声”“失态”“失手”“失神”。掌握了古代汉语的词义，就会知道这里用的是《说文》所解释的“失”的本义“纵也”，即放纵、无法控制。
文言文中单音节名词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较为常见，如大家所熟悉的蒲松龄《狼》中的“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其中“犬坐”的“犬”即为名词作状语，像犬一样蹲坐在前。《鸿门宴》中“吾得兄视之”即“我应该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现代汉语中一般很少直接沿用，但双音合成词和成语中还保留着大量的类似用法，如：笔谈、舌战、珠算、囤积、目击、雷鸣、耳语、瓜分、冰释、龟裂、烟消云散、土崩瓦解、鬼哭狼嚎。略有古汉语常识的人，都会理解这些词语的结构特点，把“烟消云散”“鬼哭狼嚎”解释作“像烟云一样地消散”“像鬼似的哭，像狼似的嚎”，而不会把它们理解为主谓结构。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指出：“语言是有继承性的，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和修辞手段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里继承和发展过来的，在语法方面，有许多古代虚词和结构形式就常常运用在现代汉语尤其是现代书面语言里，在词汇方面也是这样。”（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序言”，中华书局1997年）因此，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若能将字词的古今貌似区别明显实则一脉相承的知识建立起科学的适度的联系，不但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而且让学生对所学知识在知其所以然的同时激发求知欲。
三、简化字与繁体字主体一致
简化字与繁体字的问题是近些年来语言文字方面社会上关注最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全部或部分恢复繁体字、中小学教授繁体字、批评简化字等意见时常见诸媒体。各种观点中共同隐含着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过于强调和夸大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区别，过于美化繁体字和贬低简化字，似乎二者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文字，几乎不谈二者客观存在的主体一致和记录汉语职能无别，这些认识明显缺乏科学性，若不能明辨而被媒体和网络上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所左右，则会对汉字及其相关知识的教学带来不利影响。
简化字与繁体字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简化字的数量不大，现代汉语一般通用字绝大多数没有繁简之别。国务院2019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下文简称《字表》）中的简化字只有约2460个，占《字表》所收8105字的30%。而占《字表》70%的没有繁简之别的那些字，学界称为传承字，比如甲乙丙丁、天地山水、上下左右、口耳目鼻等，这些传承字小篆以后的字形结构一直未变。二是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字形关系紧密，构形规律一致。2400多个简化字中，将近80%是繁简字对应关系非常明确、几乎没有认读障碍和表意区别的类推简化字，比如因为“車、鳥”简化为“车、鸟”，“軌、軍、軒、轉、斬、輪、軟、軸、軼、輕、載、暈、轎、較、輔、輛、輦、輩、輝、輟、輯、輸、轄”“鳩、雞、鳴、鷗、鴨、鴉、鶯、鴟、鸮、鴛、鴦、鴕、鷺、鷥、鴿、鴻”类推简化为“轨、军、轩、转、斩、轮、软、轴、轶、轻、载、晕、轿、较、辅、辆、辇、辈、辉、辍、辑、输、辖”“鸠、鸡、鸣、鸥、鸭、鸦、莺、鸱、鸮、鸳、鸯、鸵、鹭、鸶、鸽、鸿”。这些简化字无论是视读的清晰性还是书写的方便性都优于繁体字。至于占比20%多的非类推简化字，均不是凭空创造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使用实践。前述周总理在1958年所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就指出：“由于汉字难写，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了许多简字。尽管历代的统治者不承认，说它们是‘别字’‘俗字’，简字还是在民间流行，并且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我们应该说，远在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之前，人民群众早已在改革文字，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无非是搜集、整理群众的创造，并且经过各方的讨论加以推广罢了。”据张书岩等人对388个非类推简化字来源的统计，发现99.7%的简化字形都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参阅张书岩等《简化字溯源》）。
三是繁体字和简化字虽然形体不同，但记录汉语的职能完全一样，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也几乎没有区别。作为载体的汉字和它所承载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不断丰富的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种文化的记载和传承，从本质来说，用哪种文字形式皆无不可。不仅繁体字简体字记录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相同，就是其他民族语言文字也没问题，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读本不一直被翻译成很多种外国语言文字而实现了广泛传播吗？
读过古书的人都知道，理解古书的难处不在于是否认识繁体字，而在于隐含在字形背后的语音、语法、词义以及成语典故、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多学科知识，是古人终其一生也只能窥其一斑的庞大知识体系。因此，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主要是从事专业工作的专家学者的任务，而一般大众常常是通过专家学者对传世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阐述的著作间接继承。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我们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的……如果有些古书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读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现代语来教他。”（王力《汉字和汉字改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起无标点的繁体竖排版，带有注释、翻译的横排简化字版古籍更易于阅读理解。
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已有对应简化字的繁体字只能使用于特定场合（比如文物古迹、书法篆刻、题词招牌、教学研究等），一般社会领域应该使用规范的简化字。课堂教学当然应该使用规范字，但中小学语文教师在识字教学和文言文教学时可以根据字理和字义分析的需要，适当联系繁体字甚至更早的小篆和古文字字形，简要而通俗地讲解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从历时的角度看待包括繁简字在内的不同阶段不同字形的关系，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汉字发展演变的科学认识和繁简字主体一致的正确观念。
当前，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紧迫，中小学语文教学是开展这项工作的最好时机和最有效途径。语文教师首先要对语言文字较为宏观的问题有准确认识，注意对文字、语音、词汇、语法等领域具体知识的积累，经常查阅工具书以大致知晓常用字词的古今演变关系，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知识积累，以恰当的方式讲解深浅合适的语言文字内容。我想，这样既能提高教学效率，也会加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