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豫南，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交接处。当年的具体通讯地址是：河南省泌阳县马谷田区高邑公社史洼大队北张庄小队。这个通信地址，显示着当年人民公社建制的行政区划，不同于现在的乡、村建制。

　　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代，吃饱肚子，难，十里八村想找本书，更难。而我却酷爱读书。五岁（虚岁）那年，自己跑到红土沟小学——我们大队的最高学府，报名上学。四年级初小毕业，要求父母把我转学到高邑完小。六年级该毕业了，“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学竟然上到八年级，创历史之最。《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是我当年读到的最“高大上”的书，天天诵读，可倒背如流。为此还在全县各区“讲用”、背诵。因为个子太矮，听众看不见，常常要站到桌子上去背诵。

　　“文化大革命”中，乡村教育看似也在发展，红土沟小学办起了“带帽”中学，我回到那里上初中。有两位老师课讲得很好，他们都是我们县一高的学生，也是我们大队仅有的两位高中生。一位韩老师，该毕业时因“文革”推迟了毕业;一位余老师，入高中不久就来了“文革”。当时，废除了高考制度，他们也就回家乡当上了民办教师。我从他们那里还真学到了点真东西。

　　初中毕业，经大队推荐上了高邑高中。高邑中学原来只有初中，在全县排序第八，称“八中”。当时在初中基础上办起了高中，教师仍是老八中的底子，有陈、侯、张、焦、党、王、吴、刘、宋诸老师，水平很高。虽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八中仍受到了相对扎实的教育。高邑高中，是马谷田区仅有的一所高中。有书大家一起传着看。记得那时我不仅读了《红岩》《红日》《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保定外围神八路》，而且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看《醒世恒言》等书。当时是不是把“三言二拍”都看过一遍，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看《卖油郎独占花魁》时很激动，青春的萌动伴随着偷偷读书的快感，有点偷吃伊甸园禁果的感觉。

　　教我们语文课的焦老师，文学素养很好，喜爱文学创作。他常给一些爱好文学、作文也写得好的学生“开小灶”，把人聚到他办公室讲写作知识，我常列席旁听，由此知道了鲁迅、茅盾、巴金及一些苏俄文学家的名字，还有一本叫《金蔷薇》的书。学校有一个图书室，大约里面有“封资修”的书，不对外开放。监管图书的宋老师知道我爱读书，竟然常常把我锁在图书室里，让我尽情读。读了些什么书，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独享图书室的感受却至今不忘。我做得最“过分”的是，高中毕业时，竟然贪得无厌，与另外一位好友潜入图书室，背走了一包袱的书。心里不断念叨“窃书不为偷”，庆幸没有被宋老师发现。后来才明白，宋老师哪里是没发现，是故意满足一个爱读书孩子的精神饥渴。

　　高中毕业，我做了“回乡青年”，比起“下乡知识青年”要矮一截子。回乡不久，我当上了大队“辅导员”，职责大约是辅导全大队的社员学习政治。从图书室里背回来的那一包袱书，还有焦老师和当时一群“文学青年”的影响，我营造起自己的“文学梦”，竟然有写一部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的计划，劳动间歇在背风的地沟里看书，晚上在煤油灯下“创作”，半夜三更一扣鼻孔，全是煤油烟子，但当时并没有感受到农村的贫苦。

　　大队有一个业余的文艺宣传队，一位姓李的老知青做导演，十几位热心而有专长的文艺青年，利用晚上或农闲排练些节目，到各小队去演出，还挺受欢迎。我以“辅导员”的身份常跟他们一起活动，有时帮助搞点三句半、小快板等应急制作，还能敲打个锣鼓家什，逐渐成了宣传队的“灵魂人物”。当时，县里要搞文艺汇演，大家一股劲要参加，商量着让我写一个剧本。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个豫剧剧本《退彩礼》，大概的剧情是一位乡村女青年移风易俗，把婆家的订婚彩礼退回去了，婆家误以为是要退亲，有些小误会、小桥段。演出时，运用豫剧的二八、慢板、流水、散板等声腔板式，演绎得还挺有戏剧性。全县汇演竟然还得了个二等奖，把马谷田区好几个参加汇演的宣传队都嫉妒得牙根痒。

　　1975年，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河南省的汝南园林学校。我本来有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只给了我上中专的机会。园林学校旧称园艺学校，培植花草树木。而我读书时已经主教果树栽培，这大约是适应当时的农业生产。虽是一个地区中专，但土壤学、植物保护学、遗传学、果树修剪等课程，依然使我有走进科学殿堂的感觉。我的班主任丁老师才华横溢，她夫人在汝南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工作。汝南是历史文化名城，园林学校和汝师大都在它的城南部，是她文化桂冠上的两颗明珠。我常通过师母去汝师大图书馆借书看，至今记得孟德尔、摩尔根关于遗传学的研究。我后来在研究儿童语言发展和病理语言学时，常会带有遗传学的思考，大约与当年读过这些书有关系。

　　当时河南工农兵学员的分配制度是“社来社去”，园林学校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去高邑中学当教师，当然是当民办教师。那时的高邑中学已经搬到了一个叫作罗沙坡的地方，原来的教师都离开了。那年冬季，突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一边教书一边备考。到县城参加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我哪里知道毛主席纪念堂是个什么样儿？除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华表、华灯之类的词，只能按照乡下土地庙的样子来描述纪念堂。到最后，心还是飞不到纪念堂去，急得没办法，只好说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去拜谒毛主席。当时似乎是本省考生考本省的试卷，只知道郑州大学是河南最好的大学，就报了郑州大学中文系，还是想圆那文学梦呗。十数年之后，当年参加高考阅卷巡视的柴春华老师告诉我：我数学考得很好，几乎被录到数学系。而作文一开始给了较低的分数，把毛主席纪念堂描绘成土地庙，能给高分吗？可是郑大派出的巡视组在审阅我的卷子时，认为文学功底不错，把纪念堂写成土地庙那是农村孩子没见过世面，不是水平问题。最后用梦扣题，多机智呀，作文又改评了个高分!作文评分真是见仁见智，我也是遇到了贵人!

　　七七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年级。春季入学，大学在教科书、师资等方面也都没有作好准备。当时的大学也是没有多少书。我常利用暑假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抄教科书，如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后来，书店开始卖一些书，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我和同学们组成“互助组”，半夜里冒着刺骨的寒风到新华书店的门口排队。我也曾与几位新闻爱好者，帮助研究穆青的王老师到郑州图书馆抄写穆青的作品。大学三年级后，学习兴趣转到了语言学上。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顶多也是培养文学批评家。且郑大中文系集中了张静、李法白、张桁、崔灿、许梦麟、柴春华等一批语言学家。记得三年级时，系里举行了课程竞赛，我参加了语言组，还得了奖，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我似乎觉得自己有语言天分，于是就从文学转到了语言学。在大学的毕业纪念册上，我曾写道：“当年做过文学梦，而今专扣语言门，门开乎？天知晓!”一位同学给我的留言是：“主谓宾，定状补，乐在其中。”

　　郑大图书馆有一个文科期刊室，张静先生的夫人在那里工作。我经常去期刊室帮工，得到的“回馈”就是可以把过刊借出来。历年的《中国语文》等语言学杂志，我都是利用这个机缘浏览的，一时间神交了许多语言学家。郑大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有关语言学的书，都曾经阅览过，包括《马氏文通》、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黎锦熙和刘世儒先生的《汉语语法教材》等。在借书卡上看到有我熟悉的老师的签名，十分激动：我能与老师看同一本书，我的名字能够与老师签在一张借书卡上!当年，《中国语文》关于对暂拟系统的批评，关于“贵宾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中主语问题的讨论，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经历使我至今坚信，把一个大学生带到学术前沿是多么重要，一个大学生阅读本领域的重要期刊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1981年，我考上华中师范学院，师从邢福义教授攻读现代汉语硕士学位。到武汉上学，一是豫南人有“能往南挪一千，不往北挪一砖”的“崇南心理”，我也从小就向往“紧走慢走，一天出不了汉口”的大武汉;二是当时在《中国语文》上读了邢福义先生以笔名“华萍”发表的文章，特别是他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非常崇拜语言学界的这位“后起之秀”。 邢先生特别重视语言事实的搜集，主张从语言材料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巧为文章。我为搜集语言资料，常要看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仅查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等，还经常看《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十月》《花城》《收获》《当代》等。看杂志本是寻找例句，但故事情节太吸引人，结果往往是只顾读小说忘了找例句。不过这也好，自己的心灵一直在跟随着当代文学行进，跟随着当代文学跃动。

　　研究生毕业留校，我的学术兴趣迁移至儿童语言上。迁移的现实原因是我夫人身体不好，我需要付出较多精力照看女儿。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外的学术交流还没有现在便当，国内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不多，国外儿童语言研究的资料还比较难得。我就请在国外留学的徐杰师弟等人帮助复印些材料，我则把邓丽君等人的歌曲磁带给他寄去，以解乡愁，其实是加浓了他的乡愁。

　　2000年，我调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工作，并兼任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为了做好工作，我必须研究清末以来的语言规划情况，了解国外的语言政策及其研究状况，语用所的资料室又为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新专业的知识之门。半年后我夫人随调入京，见我书架、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发黄的书，如《清末文字改革文集》、黎锦熙《国语运动》、刘复《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倪海曙语文论集》、《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等，惊异地问我怎么钻到故纸堆里去啦!其实，我每一次学术大转移，都要跟一段疯狂的读书期相伴随，以便让我较快地进入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我从武汉往北京搬家，家具都处理了，而一本书都没有丢，其实很多书也许不再翻看它，也许并没有什么用处了，就是舍不得!我过去读书写文章，基本上要靠烟熏，仿佛我的大脑是靠香烟开动的。对我来说，烟与书似乎有着不解之缘。但在48岁的春节，我戒掉了30年的烟瘾。戒烟初期，根本不能集中注意力看书。过了一段，可以看书了，但看到的是一个个字，就是不能连字成句，读不出意思来，仿佛患了“失读症”。再后来，终于能读书了，但不能写文章。因戒烟而不能读书写文章的日子，前后大约有三个月，戒烟不容易呀!烟戒了，与书的缘分还是保持住了，真是万幸!否则，我真的不知道能否戒烟!

　　我当年的理想是“三书”：读读书，教教书，写写书。在大学的领导岗位上我分管过学校出版社，生活中多了“一书”：做书。此时方悟到“四书”本为一体：无做书人，便无书读无书教，写书无处出;没有读书教书写书人，给谁做书，哪有书做？

　　读书，一要读经典之书。宋代鸿儒朱熹在《观书有感》中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确，阅读是我们知识的源头活水，长期积流便成永不枯竭之清塘池，那里有天光，映云影，蕴含着大千世界。可以这样说，不爱阅读的民族是愚蠢的，不爱阅读的人是痴拙的。

　　当然，阅读并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特别是经典阅读，可以让人心绪平静，可以让人浮想联翩，产生阅读快感和美感，得到思想启迪，甚至产生头脑风暴。诗云：“书若湖水静，躁绪速抚平。开卷有风暴，心海波澜生。”

　　二要读“无字”的生活之书。阅读需要生活。我们要热爱生活，不断积累生活，时时品评生活，此之谓“阅读生活”;在阅读时，书中内容与生活体验自然关联，书与我相互串通交融，在阅读中体验，在体验中阅读。正因为阅读需要生活阅历，所以古人主张读万卷书时，还要“行万里路”。

　　当然除了有目的地读书之外，还要读些闲书。我过了50岁，又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文化典籍。从十三经读到先秦诸子，从《史记》《汉书》《后汉书》读到《世说新语》《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古文观止》。读这些书，没有具体的功利目标，故而称为“闲书”。人过五十，俗务缠身，集中时间读书已是奢侈，读这些书多是在候车时、在飞机上、在下榻处，运用的是欧阳修的“三上”（枕上、马上、厕上）读书法。当然，闲书读了也或有实用，我的《<论语>之论语》就是读闲书的副产品。

　　不仅读书，而且能读点“闲书”，就是优秀的读书人了，可以名之为“书客”;有了闲散时间就去读书，以书为友，名之“书友”;一读起书来，便心闲气定，万千烦忧皆丢脑后，褒称“书痴”;不管什么书，有趣没趣，都能作为闲书来读，读出闲趣，便是“书仙”一属。读书不读书，人分两界;如何读书，人分数等。故而读书不读书、如何读书，不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甚至可以预示着做人的不同境界。

　　我自幼爱读书。年少时读书，使我对农村的贫苦感知迟钝，有着时时向上的追求。青年时读书，使我步入学术的殿堂，不管是园林、文学、新闻，还是语言学。工作之后，每一次学术方向的转移，都伴以痴一般的读书。但当年所读之书，不是专业的，就是国外的，步入五十“知天命之年”后，突然希望回归传统文化，读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闲书。三年前，我脱去“官服”，从政府大院到北京语言大学的学苑，退休前作此人生选择，重归学林，大约也是因为有一颗读书人的心。

　　以上琐碎所记，便是我的“书之缘”。我有睡前读书、伴书而眠的习惯，一日突发奇想，将“书之缘”比附为夫妻之缘，成《书夫人》四句。粘诗于此，作为束卷：

　　明月半床书半床，

　　人有夫人不荒唐。

　　物理人事赖君教，

　　有感有得共分享。